“夫子门”

张邦富

“夫子门”是方言里的一个词。

“我没进过夫子门,个字不识,这条子写不来。”过去父老乡亲到厂矿卖扫把,采购员要凭证,他们只好如实告诉人家。

“要是我小时候进过夫子门,写得来自己的名字,那我早也就会被招去当工人了,不会在家作田。哎,命不好。”常有人这样抱怨。

“那时,穷家穷世,有几个进过夫子门的?现在好,有书你却不好好念,还躲学?不争气的东西,我看你到时候要还眼债!”有做父亲的这样训斥自己家的儿子。

以前,“夫子门”经常出现在口语里。现在提起这个词,不仅让人想起当年生产队分口粮、香油或分红的情景,会计做的表上,一家家户主都签不来自己的名字,只能按个自己的红手印,表示自己已经领取。那时,街上有个刻印章的摊子,大家都跟着刻一枚私章,省得再按手模,也显得慎重。这印章真像宝贝样的,生怕丢失,被人捡去,钻个空子。记得我父亲也有过一方,枣木的材质,扁方的款式。用过之后,父亲都把它放在母亲的梳妆盒里,那里面还放着布票、粮票、毛主席像章。

莫看“夫子门”字面简单,却与孔子、学问、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个“门”字,有着庙堂的气息。于是,“夫子门”在口语里是一枚活化石,它里外通透,似乎外显沧桑,内含苍凉。过去,有人进学堂跟先生识文断字,在众人看来是前世修来的福份,那就是进了“夫子门”,内心里只能埋怨自己前世不修,才落得个字不识的地步。

我等之辈也算生逢其时,用老班辈的话说,那就是托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福,不仅大多进过“夫子门”,而且有的从小学读到了初中,甚至高中,聪明的还考取了中专、大学。那时口袋里挎钢笔最时髦,有张扬的人一个口袋挎两支或三支,很是神气。父辈和祖辈似乎也跟着沾了一点荣光。长辈不指望子幼辈读书当官发财,光宗耀祖,只要能写来自己的名字,会打小九九,做个生产队会计就相当不错了。

也正是老班辈的热心,当年各村各姓全力兴办教育,让子女有“门”可进,有书可读。老屋、仓库、平房,甚至戏台和祠堂,都成了馈赠给我们农家子弟的厚礼。它们承载了我们童贞年代的读书时光,以一种独特面貌,书就了特殊年代的“夫子门”。

当年,乡村里几乎没做什么新屋,都是很有些年头的老屋,往往好几家老老少少挤在一个屋檐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在大族大村人烟多的村子兴办学校,那些老祠堂被大队部或合作社占了,学校就只能借用从财主家没收过来的花屋或禾斛斗屋。这种房屋场面大,还带天井,采光也好很多,而且牢固结实。开始读书的学生不是很多,成班率不大,一栋房子也能容纳。过去财主家的房子上铺楼板,下铺地板,冬暖夏凉,倒是读书的好去处。遇到下雨的天气,天井挂起四道雨帘,哗哗啦啦的雨声和琅琅的书声交织在一起。走廊壁板下的湿斗笠紧紧地挨着。瓦屋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母鸡,羽翼下窝着一大群鸡崽,颇安宁颇幸福。

大集体时,各个村各个生产队都有一幢仓库。这仓库是专门用来存放田地里收来的粮食、棉花、菜籽、芝麻、花生之类的物资,也保管农具。仓库和居家的房子不同,没有一根屋柱,屋顶靠两支人字杠梁支撑,结构简单,空间却宽敞。我发蒙就在老二队仓库。我们村是小村,之前村里早就有了教学点,收一二年级的学生。教学点一直是借民宅上课,搬过好几家。后来上学的人多了,总共有二三十人,居户里就嫌小了,学生嘈杂,给居家造成诸多不便,居家里的萝卜头也影响学生学习。那年村里干部就把老二队一分为二,合并到老一队和老三队,空出了老二队仓库,作为了教学点的教室。这仓库做教室还真合适。老师在墙上贴了好多画,有马恩列毛的头像,有工农兵的宣传画,有一幅是反帝反修的画,三个解放军战士紧握钢枪,目光炯炯,下面有一句话:一切美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我发蒙时不足6周岁,坐在教室里最大的应该十三四岁,我是最小的一个,却每天到校最早,在仓库外等开锁有时差不多一个时辰才有同学来上学。那时老师讲课我都听得懂,教的字过目不忘,有的不用教,自己就悟出来了。在这仓库里我只读了两年书,这两年是我学习生涯中积累最多,消化最快,吸收最好的黄金时期。

三年级时,我升入了邻村的学校,做梦都想不到,后来还到老戏台上读了一年书。我们家乡,稍大一点的村坊都有一座戏台。戏台都有点古。我读过书的那座戏台现在还在,但失修多年了。那时山墙、台板、板壁、油梁、屋顶都完好无损。在旧时,宗祠是村坊的政治中心,戏台则是村坊的脸面。在我们知晓事体的那时,祠堂都褪去了封建的色彩,那高昂张扬的门楼上的“X氏宗祠”的题匾都被用右灰糊上了,沉重的大门也总是洞开,男女皆可自由进出。那戏台只偶尔演个样板戏,要不是有时放个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或《沙家浜》什么的,那真是一个摆设。我读五年级时,班主任王老师就带着大家把课桌凳从校园搬出来,稀里糊涂地搬到村东的戏台上了。

那校园两年来都好好的,有三排平房,教室有好多间,中间有篮球场,四周有冲天杨,老师有住房,学校还有食堂,路远的学生中午可以搭饭。食堂大师傅做的饭特别香,在教室里上课都闻得到。学校的铃声特别悠扬,四周村坊都能听到。学校有一架脚踏风琴,琴声有点低沉,听惯了还真悦耳。开学典礼,各个教学点的学生也来,人真不少。忆苦思甜大会,人那么多,会堂却很安静。就在那时学校还办起了初中,老有学生打乒乓球和篮球。有时师生还排演戏曲,甚至夜里还登台演出。

搬到戏台上去上课爬上爬下不方便也就罢了,那份冷冷清清的感觉就让人不适应。不过很快大家也有了乐趣。下课,在戏台上看从这路过的人,他们扛着犁或耙,赶着一条水牯牛,上畈去或收工回,还别有情趣。特别的是戏台对面的老祠堂里有个卫生所,医生是个下放来的名中医,善儿科,每天有上百号的病号,不少是从三四里的地方慕名而来求医问药,可给大家开了眼界。这老祠堂大,不仅有卫生所,还立大队部,经常有公社的干部来,他们下乡检查生产,头戴草帽,身穿中山装,白衬衫嵌在长裤里,皮带露出来,模样特别,但很亲民,上畈时也打赤脚,裤腿扎得老高。最让人兴奋的是,每当有人推来放电影的箱子,停在大队部门口,眼尖一见,眼睛立即放光,一蹦三尺高,台板通通地响,顿时戏台上沸腾起来。在戏台上读书倒也有不少的好处。

等我回到老校园读初一的时候,那条上学放学的路原本人很多,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打单帮,一是因为村里也有了完小,比我读得低的人都回村读书了;二是同村同班的兄弟有的辍学,有的留级了,偏偏当年村里读初二的兄弟一个也没有。所以十分内向的我,每当走在弯弯小道上孤零零的,心里总怨自己不走运。

当初我们村并没有造学堂,能办起完小来是因为大队部从我们村搬到另一个邻村去了,空出来做了教室。我们村的祠堂不大,所以还借了个老屋,虽然条件不好,想到村里的兄弟姊妹放学不像我饿着肚子走几里才能到家吃饭,风暴雷雨的天气不用淋雨,心里就十分地羡慕。我没在在祠堂里读过书,但后来做赤脚老师却在祠堂里和老老师们一起办公,到新教室里上课。那时,常去其他学校听课或监考。到八十年代了,好多个村都还放在祠堂里上课,那场面和现在的学校比当然非常寒酸,但在当时却也了得。

那祠堂、戏台,那老屋、仓库,成就了乡村教育的一段传奇。兄弟姐妹因此都读过书,“夫子门”并不像旧时那样,对于寒门子弟可望却不可及,从那里面走出来许多老师、医生、工人和干部。

如今,沧海桑田,时易世变,语言也在进化。若与年轻人讲起“夫子门”一词,真成了远古时的一方“化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