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2006年,以江西乐平为主要聚居地的儒林汪氏家族,先后进行了两次家谱的修订。承乡亲们的厚意,两次都推我任主修。我身在外地,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但却利用这个机会,多次翻阅了内容丰富的家谱,还参阅了《史记》、《百家姓书库》等书籍,寻根问祖,追本溯源,对本姓氏的起源、流变、搬迁以及先祖们的生平业绩、思想道德、精神风貌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轩辕黄帝是我们的共同始祖

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氏则是姓的衍生,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三代(夏、商、周)之后,姓氏合而为一。我们今天所说的“姓”,已经包含了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

黄帝是上古公孙氏之子,居轩辕坵,号轩辕氏,被各诸侯尊为天子,是中华汉民族各姓氏的始祖,也是我们汪姓的始祖。这一点,可以从家谱中看出清楚的脉络。

后稷是黄帝的玄孙,他是个早产婴儿,出生后被其父帝誉丢弃,在民间抚养长大。因他是弃儿,故名弃,别姓姬氏,为姬姓的始祖。姬姓下传了许多代,传至姬昌。那时正值商纣王时期,他残暴无道,姬昌兴兵讨伐,但壮志未酬。其子姬发,继承父志,灭商建周,自称周武王,封其父姬昌为周文王,定姬姓为周天子姓。

周武王去世后,国家发生叛乱,武王弟周公旦的长子姬伯篱平叛有功,被封为曲阜鲁国公,即鲁国的开国之君,后人称鲁国姬姓为姬鲁。鲁国的21代君为鲁成公。其次子姬满,生而有文(纹)在手,左手为水文(纹),右手为王文(纹),合而为汪。他分封到颍川(今河南禹州),号汪侯,成了汪姓的肇姓始祖。

关于汪姓的起源,虽然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发源于浙江,定姓于安徽的汪芒氏,但大多数后来编修的家谱,包括我们的家谱,都称自己为姬姓汪氏的后代,而奉鲁成公之子为一世祖。这种脉络,如上所述,可以一直上溯到轩辕黄帝。

先祖的业绩和迁徙

汪姓的始祖,即分封到颍川的汪侯,为姬姓之后,又称姬鲁汪或姬汪。其开创业绩、繁衍子孙的地方,则是颍川。

颍川,即今日禹州,距郑州、洛阳不远。史书上记载:颍水出乾山,导阳城,浸豫州,凡千五百里,而后挟淮而东之,以终于海。我们的始祖,在那里施仁政,助子民,防水患,垦农田,作出了贡献。

嗣后的先祖们,历经周、秦、汉各代,基本上定居在长安、洛阳、宜阳、清河、徐州等北方地区,担任了太守、县令、郡守、中郎将、中军司马、行军司马等各种职务,直至始祖的31世孙汪文和,才开始向江南迁移。

汪文和是家族史中的重要人物,生于东汉献帝时期(公元196—219),因有军功,封为龙骧将军。后率汪氏部族渡过长江,投奔东吴的孙策,由朝廷任为会稽令。后又因避乱,举家移居始新(今浙江淳安县新安江北岸)。当时,那里还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不受外界干扰,他们在那里艰苦创业,生育繁衍,成了那一带的望族。以后几代,汪氏子孙继续往南向安徽黟县、歙县、绩溪迁移,这一地带也就成了汪氏家族史上的“江南颍川”。

此时,汪氏家族又出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始祖44世孙汪华。他出生在安徽绩溪,年少时就以勇侠闻名。当时正值隋朝末年,天下混乱,他因平定婺源匪寇有功,被当地群众推举为头领,带兵占领了宣、杭、睦、婺、饶五州,拥有精兵十万,自称“吴王”。他威望很高,受到百姓爱戴,所统治的地区,安定了十多年。唐朝建立后,他看到了李氏政权的强盛,识时务地归附纳贡,受到唐高祖的嘉奖。唐朝封他为越国公,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州军事,任歙刺史,食邑3000户。以后,他又奉召进京(西安),授左卫白渠府统军,参掌禁兵17年。去世后,九子皆为衣紫食禄的朝廷命官并赐封侯爵。汪姓家族从此兴旺起来,遍布皖南城乡各地。宋人曰“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足见汪华在家族发展史上的地位。

汪氏子孙继续向各地迁移,世祖66世孙汪惟良在北宋期间迁往婺源石田。石田在婺源东南,是婺源、德兴、乐平交界处的一个山村。北宋仁宗末年,汪氏家族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汪惟良的裔孙子汪路在石田诞生了。

汪路,字彦由、希哲,又名千二,出身书香世家。汪氏家谱中的“石田世墨”,就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化珍品,其中包括北宋文学大师苏东坡书写,黄庭坚题盖的《如礼堂记》。路公从小聪慧好学,才华出众,常与长友论及诗文。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4年)考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职。曾受到不公正的罢官、充军。后宫复原职,他思虑在朝为官前途险恶,遂请辞回乡,被徽宗任命为乐平知县。

在知县任内,据史书记载,他勤政为民,宽征薄敛,访贫问苦,劝奖农事,深得百姓赞誉。可惜任期不足8个月,竟病逝任所。他去世后,其子孙见乐平物阜民丰,山水清幽,代产英贤,就在这里建房舍、置田地,定居下来,至今达900多年。在这期间,虽有不少后人移居外地,甚至远涉国外,但约有3/4的后代至今仍定居故土。

从汪姓始祖下传至汪路,已经长达68代。由于北宋以前,年代过于久远,史料不足,后世修谱时,都以汪路为汪氏世祖,并不上追越国,远溯颍川,即使石田原籍,亦存而不叙。以路公为一世祖的汪氏家族,经过约30代的繁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子孙3200多人。

汪氏家族一直保持和发扬崇尚读书的传统,人文蔚起,代不乏人,历代科名官秩为一邑之冠,成为乐平的一大望族。家谱上记载了宋、元、明、清以来的名宦、文士达257人,在历代邑志上多有记载。其中最有名的是路公的21世孙汪守知,他是清嘉庆元年的榜眼,做过工部、礼部尚书,右都御史,为官四十多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皇帝,“植品纯朴、供职清勤”,还是个教导皇子有方的良师,受到了皇帝的册封和赏赐,送了一块《儒林汪氏》匾额和宫廷画师绘制的《御马图》,可惜这两件珍品目前都不知去向。儒林汪氏的名称虽然早在明代已经启用,但自从清帝赏赐匾额后,才更加知名于世了。

我的高祖、曾祖和祖父

这三位是我最近的先祖,他们德高望重,在家族内举足轻重,多次主修家谱,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1.高祖父

高祖父汪翥泰(1822—1890),号仪廷,在兄弟6人中排行第6,他的这一支属“二房六股”,是儒林汪氏人丁最繁盛,人才最荟萃的。他是个秀才,个性刚烈,处事果断,被推为族长时,权威很大,对违犯族规的人,毫不客气,带进祠堂问罪。他被县令赏识,担任县勇的首领,带团练有方,使乐平团练与湖南平江、江苏六合的团练并称“天下三大团练”。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奖赏,他开始发家,在乐平城东建起了大片房舍,并布置了庭院和园林,占地约100亩,占了一条巷的一半,后取名为花园巷,成了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的地方。他对子孙的教育也很重视,设专馆授读经书,使曾祖父两年就熟读了五经,13岁应童子试屡列前茅。

2.曾祖父

曾祖父汪缙卿(1851—1898)字丹甫,在兄弟四人中居长。他天资聪慧,有神童和乐平才子的美誉。他是清光绪15年举人,出任天津知县。他非常爱国,据《乐平县志》记载“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李鸿章等主和派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丹甫痛哭上书,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他还陈列了数千言的救亡图强之策。他大力支持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主张为了图强,急需培植人才,还建议毕业后派遣出洋,以图深造,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对子孙的培养尤为重视,写了两首七律《家训》诗,集中表达了对后代的教诲和期望,其中包括了“先世贻谋在五车,树人休负读书家”,“求志只凭书尽读,论交须与德为邻”,“区区肖父非吾望,如琢如磨席上珍”等经典之句。这两首诗在家族中广为流传,许多人可以背诵。曾祖父身材雄伟,声音洪亮,秉性慈祥,乐善好施,本应享高寿,但1898年赴京看望应试的同乡时,偶染疾病,竟至不治,享年仅48岁,实为英年早逝。

3.祖父

祖父汪汝梅(1877—1944),字幼丹,别号石禅。自幼聪颖过人,发愤向学。19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被誉为“少年得功名”。在当时为了救国图强的出国潮中,他于1905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留日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江西第一届省议会秘书长、赣省法官养成所教务长,袁州地方审判厅厅长等职,191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达10年之久。

在他的一生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坚定地支持孙中山的事业。1917年,国会被非法解散后,他随孙中山到广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920年,又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他出走香港,得到孙中山的资助返回上海。后来,黎元洪复位,召开国会,他遂入京供职。1926年,他因患病多年,身体虚弱,尤痛恨军阀混战,政治腐败,不满50岁便告老还乡。他对孙中山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晚年常给孙辈讲述孙中山的革命故事。上世纪廿年代末他在南京谒陵后写诗表达对孙中山的怀念和崇敬,其中有“一别羊城才数载,紫金山下谒先生”,“墓堂石像静坐姿,恍忆珠江谒帅时”,“博爱难能遗著在,至今大地未桑麻”等感人诗句。

祖父很重视后代的教育,身为国会议员,在京期间,长期住乐平会馆,生活俭朴,节衣缩食,每月400块大洋的薪俸,除接济家用外,都储蓄下来作为子女的教育费,先后将父亲和两位叔叔送去日本留学,后来他们都考取了官费。祖父曾写下了“十代书香亦足豪”等许多诗句,反映了他对“儒林汪家”世代崇尚读书的自豪感。

祖父在晚年度过了漫长的18年退休生活,生活丰富、高雅、豁达,但不乏艰苦,在这方面也是后代的楷模。

他欣赏陶渊明的田园生活,颇有寓意地将我家的住宅取名为《陶庐》。在我家的中堂上有一幅古山水画,两旁是他用行书写的宋明道自咏其闲居的对联,下联为“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晚年心境。

他酷爱书法,有深厚的功底,是故乡有名望的书法家。晚年仍寄情于翰墨。《乐平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乐平县城商店牌匾多出其手。”我在乐中念书时,学校最气派的一幢新楼上的“乐平中学”四个大字,就是他的手笔。他一生无偿地为别人写了数不清的墨迹,只是后来因经济拮据才酌情收一点费用,借以养家糊口。很可惜的是他的墨宝绝大多数都未能保存。1991年我回故乡时,族兄世钟将其珍藏的两幅祖父写的对联赠送给我,我喜出望外,一直视为珍宝,其中一幅转送给了二弟大绶。我珍藏的那副对联是“绝壁清泉百道,当轩怪石数行”。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给在北大念书的三叔汪瑄写了许多信函,都用毛笔,行书,写得十分工整,细心的三叔都珍藏下来了,并转给了其小女静姗。可喜的是,2006年,静姗用了几年功夫将这些信函和墨宝,用中英文对照,在美国正式出版了,为我们的家族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我晚年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能长期坚持,这无疑有祖父的影响。

祖父对中医也有浓厚的兴趣,且完全是无师自通。他学医有明确的目的,一是保养自己,二是为晚辈防治疾病,曾祖父英年早逝,他自己又身体虚弱,使他痛感学医的重要。他悟性很强,又刻苦,对中医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不仅成了很好的家庭医生,同时也是名声远扬,求医的络绎不绝。他多病的身躯,也因调养得法活到了68岁,在当时,算是接近古稀的高龄了。

祖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有不少上佳的诗作,仅在家谱上就记载了十首。晚年他还是个勤劳的园艺能手。植树、栽花、种菜、养蜂,样样亲自动手,有一整套园艺工具。他进行良种培育移植,他培养的长生果,个壮、瓣大、籽少、味甜;移植的水蜜桃汁甜、肉嫩;还引种了从日本带回的当地还没有的西红柿,人们奔走相告,前来观赏。

祖父还很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他担任董事长,在乐安河畔办起了乐平第一个火力发电厂;他担任基金劝募委员会负责人,恢复重建了停办多年的乐平中学;还在汪氏祠堂里创办了私立近云小学,抗战初期,我还在那里读过一年书。在家族内部,他调解了不少纠纷,还制止了同其他家族间的械斗。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64年了,我小时候曾同他老人家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上世纪三十代年中期,我们在南京定居时,他曾不止一次前来探亲,经常带我外出游玩,至今我还珍藏着同他在玄武湖公园的合影。(撰写此文时曾参考堂弟大维在族谱中的文字)

(原载《儒林家风》,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