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景德镇陶瓷大学主要奠基人都是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生。东工大的资料所示:最左边一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陶瓷学校—中国陶业学堂的创始人张浩,最右边一位是中国第一所陶瓷高等学校—江西陶瓷专科学校的创始人汪璠。

探寻祖父和父母在日本的足迹

汪大总(北京)

今年5月初,我应邀赴东京出席日本精工集团顾问委员会年会。借此机会和葛蔓一起探寻了祖父和父母在日本的足迹。

根据家乡“乐平文化及乡贤”报道,祖父汪汝梅(1877--1944),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曾任袁州审判厅厅长、民国江西省议会秘书长、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他是乐平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前清举人,是乐平第一位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在日本中央大学留学期间),是乐平第一位江西省议会秘书长(1912年),是乐平第一位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1916--1926),是乐平第一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928年),是恢复重建乐平中学的倡导者(1939年),是乐平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书法家(民国时乐平县城商店牌匾多出其手),被尊为1900--2000年“乐平百年人杰”之一。

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但他毕生的光辉业绩却让我感到自豪。他那以国家兴亡,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以及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

他自幼便是家乡有名的才子,19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1902年10月),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备考进士的时候,光绪皇帝于1905年9月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进仕之路被摧毁。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压顶的大山面前,他不是沉沦消沉,而是主动走出国门,立即踏上赴日留学之路。不知道他是在1905年的几月份去的日本,但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是那年阴历9月才出生的。不难想象,他独自一人,作为家乡的第一个人,告别亲人和即将出生的长子,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需要多大的勇气。

由于年代久了,祖父在日本留学的信息很少,只知其就读于日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一所私立综合大学,总部位于东京都西部的八王子市,目前拥有8个学部、7个大学院研究科、2个专职大学院研究科,此外还有9个研究所、4所附属高中和2所附属中学。今天的中央大学有多个校区。祖父是上的哪一个呢?

从中央大学的官网上我们了解了该校的历史和变迁。

中央大学的18位创始人是明治维新后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东京的以海归为主的年轻法律学者。走在不同道路上的各位创始人决定联合起来,以重视实证性的英国法为基础成立教育机构。

成立地点是位于东京神田锦町的前旗本莳田家的宅邸。增岛六一郎担任第一任校长。成立日期是1885年7月8日。学校成立3年后的1889年1月,一栋凹字型的两层砖结构新校舍竣工,同年10月,将校名更改为东京法学院。1892年,校舍被神田大火烧毁,在校舍重新建好之前,一直在位于神田一桥的帝国大学内设置的临时教室内继续上课。1903年更名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新设置了经济学科。1917年,校舍和图书馆再次因失火被烧毁,不过次年便重建了校舍。1923年校舍因关东大地震再次被烧毁,借此机会将校园由神田锦町搬到了神田骏河台,此后半个多世纪以这里为基地实现了发展壮大。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判断祖父当年应该是在东京神田锦町和神台骏河台学习。

5月8日下午3时许,我们乘新干线列车从京都抵达东京车站。一下车,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神田。神田是一个大的街区(类似于北京的中关村)属于东京市中心的千代田区,距皇宫和东京火车站都不远。而骏河台和锦町则是神田里的两个小区域。今天的神田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高楼林立,有许多公司总部和高校。在骏河台,我们很快找到了中央大学。这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校区,一座高楼矗立于林立的高楼之中。第一层是一个接待大厅。大厅里有一座首任校长增岛六一郎的塑像,墙上挂着校徽(下图),一个大的电视屏幕滚动播放着学校的历史和现状。由于是从法学起家的,所以中央大学的法

学部在日本尤为出名。每年报考中央大学法科大学院的学生远超过其他大学。拥有“法科的中央”之称。今天中央大学毕业生是影响日本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目前日本国会议员中有34名中央大学毕业生,以全日本各大学毕业生担任日本国会议员的人数说,中央大学在全日本大学中排名第4。还有以被誉为“日本财界总理”的日本经济团联合协会的前会长御手洗冨士夫为代表的很多经济界领袖也毕业于中央大学。

该校对中国也作出了较大贡献。据清末《各校学生履历清册》所载,170名江西留日学生中,有39人在中央大学,是占比最高的大学。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一些精英和祖父一样,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继续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比如著名爱国人士廖仲恺就和祖父有很多交集。他和祖父同年(1909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回国后考取法政科举人。关于这一点,我要插上一段陶大史学博士研究生许亮最近的研究发现:那个时候在国外公费留学取得正式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通过学部考试即可授予举人。授予举人之后再参加朝廷的廷试,还可获得官职。祖父参加了第四次廷试并获得了一等,在之前的学部组织的考试中获得了中等评价,综合两个成绩,1911年授予“法政科举人”和“七品京官”的官职。在台北出版刘真主编的《中国留学教育史料》927页有祖父的纪录。祖父既是江西举人,又是法政科举人。这是我以前不了解的。

走出中大,我们还不甘心。让导游带着去神田锦町继续寻觅。地图显示从骏河台到锦町步行距离450米。开车子却绕来绕去多走不少路。当年,这一带是中国留学生落脚的地方。1902年成立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就

在这里。这里还办有专为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日语讲习所。鲁迅,陈独秀都曾记下他们在此的情况。

此外,这里还是留日学生们从事各种活动的重要基地和集会活动地,

如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两次集会均在这里举行。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了抗清革命政党同盟会。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除了总理孙中山以外,几乎都是留日学生。资料可考的379名同盟会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90%,有354人。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就达十次之多。走在大街上上我想,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曾在此发生。如果能保留一些历史遗迹,或者有个纪念碑也好啊。可惜仅找到一个老一点的小店,看上去似乎有百年历史了。我想,祖父当年生活和学习在这一带,也许光顾过这个小店,这可能是我离祖父最近的地方了。谢谢你,爷爷,是你开启了我们家连续5代的留学之路。

5月11日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天。飞机下午两点半起飞,上午还有点时间。我们决定去追寻父母在东京的足迹。父亲1925年来日本,考上东京工业大学。主校区位于东京都目黑区大冈山。我曾在1995年和2010年去过两次,但葛蔓没有去过。虽然时间有点紧,我们还是决定在去机场的路上绕道前往。车子行驶了大约四十分钟,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大门口停下。进门右上边一座大楼,校史馆就在其中。我们从中了解到:东京工业大学的前身,是1881年以培养工学方面专业人才为办学目的的 “东京职工学校”。首任校长是正木退藏。今天已发展成世界著名、日本首屈一指的国立理工科大学。有3个校区,位于东京都目黑区的大冈山校区为主校区,另有位于横滨市绿区长津田町的铃悬台校区,以及位于东京都港区芝浦的田町校区。一百多年来,东工大为日本和世界培养了许多人才。中国的两院院士就有十人之多。父亲所在的硅酸盐学科更是人才济济。

父母亲留下足迹另一处是洗足池。家中老照片也曾留下他们在湖上泛舟的情景。离开东工大以后,我们直奔洗足池。洗足池距东工大700米,中间是住宅区。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母亲,还有两个叔叔也先后来了,一家人租了一幢小房子住在一起,命名为建乐别墅。我想应该就在这片住宅区里。洗足池今天是一个公园,仍然有人在湖上泛舟。

上次我来曾写了小诗一首:

访东京工大有感 2010年9月

西陆寻踪访扶桑,百年名校建乐堂。

大冈天阔苍松劲,洗足风轻细柳长。

五载负笈赤子梦,毕生陶业兴华章。

鞠躬开济家国事,风范永存日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