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新中国首任乐平中学校长张馥
叶开颐
张馥先生字郁文,江西清江县人,1912年出生。长期生活在乐平,其父业商,早年在乐平西街开设张济源药店,家道小康。
张馥先生是重建乐平中学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启蒙老师。他在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乐平中学第一任校长。
张馥先生22岁那年——1934年,与石莹结婚后,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攻读文学,因受“左联”革命文学影响,思想倾向马列,积极参加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1953年暑期,因“共产党嫌疑”被暨南大学开除后,于同年下半年转入北平中国大学,继续攻读中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投身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行列,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张馥先生激于爱国救国的义愤,没有读完大学,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于同年8月毅然离校,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回到南昌,经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总干事程宗宣委派他担任江西省乡村抗敌巡回宣传工作团团长。他带领五名大学生到乐平,以大寺上女职小学为基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绘制墙头漫画,排演街头剧。此期间,张馥先生积极领导浮(梁)、乐(平)两县的抗日民族先锋队工作,大量发展民宣队员,吸收爱国青年加入救亡阵营。
1938年,张馥先生赴新四军根据地集训后,被派往浙江丽水县任教育科长(他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是在浙江),并主编过《青年团结》进步刊物。
由于张馥的爱人石莹是国民党乐平县党部书记蔡加厚的外甥女,使他得以打入国民党内部,并取得信任。1939年秋,重建乐平中学,张馥先生积极参与筹办工作。当时,由乐平县县长彭克
勤兼任乐平中学校长,聘请张馥任教务主任,徐谦光任训育主日常校务均由张、徐二人主持,故他俩都是重建乐平中学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张馥先生担任乐平中学第一任教务主任时,年仅27岁。当时,他患肺结核,身体瘦弱不堪,犹兼任我们班上的级任导师(即班主任)工作和国语、历史课程。他热心教育,治学严谨,辛劳任教。坚持“读书救国两不忘”的教学方针,引导学生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曾亲自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街头剧,并经常提供和指导我们阅读课外进步书刊。我对文学、历史和文艺活动的爱好,正是在张馥先生的启蒙引导下逐渐形成的。1940年春,为避免敌机轰炸,乐中迁址临港,张馥先生为筹办学校图书馆,集资500元,亲赴浙江金华购来一批进步书刊。其中有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也有鲁迅、茅盾和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这批图书,为数虽不多,却成为我们课外的精神食粮。这在当时国难当头、知识闭塞的年代里,对于激励我们青少年一代的爱国思想和进取精神,确实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当年,张馥先生的办学思想与众不同,他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注重教育全面发展。他亲自为乐平中学制定的奖学金章程,规定了德、智、体三育并重。凡学生的操行成绩、学业成绩和体育成绩均获得80分以上——甲等者,可以免交全部学费;其中,如有二项成绩获得甲等,另一项成绩获得70分以上----乙等者,可免缴一半学费。他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启发教育,极力反对封建法西斯的体罚教育。记得我刚读初一的时候,有一次,张馥先生发现我在教室里与同学吵架,当时他没有声张。第二天,传我到办公室去,我以为要受惩罚,一进门便伸出手心准备挨打。谁知出乎意外,他叫我坐下,和蔼地对我说,“我叫你来,不是要打你的手心,而是问问你,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返校上课?”原来他是为了订正作息时间表而传我去问话的。接着,他又说道,“你现在是中学生了,我们中学是不打手心的。你认识了昨天打架不对,以后就不要再打架了。”等等数语,使我感动,又惭愧。我红着脸,低着头,向张馥先生深深地一鞠躬!从此,他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敬意,故至今记忆犹新。
张馥先生青年时代博学多才,对现代文学造诣尤深,文章写得流畅而富有文采。他讲课时语言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他的书法工整,批改作业,字里行间,一丝不苟。这对于我后来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的影响很深。张馥先生在临港任教时,不顾体弱多病,和我们一同参加劳动建设,扛木料,建校舍,种菜地,办伙食。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遗余力,为乐平中学树立了一股新校风。
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张馥先生由于轻信朱竹君的介绍,误将国民党特务邹国魂的亲属邹国槐和彭龄吸收为民先队员。不久,张馥被邹、彭出卖,被捕入狱,致使乐平县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记得当时,张馥在狱中曾秘密地写了一张小纸条,文云:“允恭兄(徐谦光的字号),请设法营救!张馥于狱中。”交其堂弟张有为带回学校。消息传开,全校数百名师生纷纷签名保释,但这显然无效。不久,被押送到江西省战时省会——泰和县关押。据闻张馥先生在狱中屡遭酷刑,备受折磨。
后经石莹的母亲蔡鸾找到了乐平的知名人士李尚庸(当时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中将顾问)和戴良谟等人从中斡旋,于1942年,将张馥先生从泰和马家洲集中营保释出来,并安置在泰和省训团任训导股长职务,但仍受国民党特务暗中监视。由于狱中折磨,张馥先生的肺病加剧,经常吐血,后经省训团刘九峰同意,准他请假离职休养。1944年上半年,张馥先生回到乐平养病。
1947年4月下旬,张馥先生又因“乐中火案”事件,被国民党浮梁专员、特务头子冯琦派人拘捕,复遭诬陷。后来又经李尚庸等人担保,于1948年在南昌释放。
乐平解放前夕,张馥先生住在大寺上私寓养病。当时,我们这些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正在彷徨观望时刻。有一天,我去看望张馥先生,只见他消瘦的脸孔上流露出一缕希望的微笑。记得当我向他告别时,张馥先生躺在睡椅上,向我微微地点头,说道:“开颐,寒夜即将过去,天快亮了。”这句语带双关的话,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解放的时刻要到来了。
1949年4月,乐平解放后,张馥先生任乐平中学校长。此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但仍带病坚持工作,为清除旧教育思想,改造旧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他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病逝于1954年2月28日,终年42岁,追认为革命烈士,立有墓碑。不幸在“文革”期间,张馥先生的墓碑被砸碎了。但是,张馥先生一生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活在深受他教育的后辈心中。
(录自《乐平文史资料》第一辑,文题为编者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