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下半年因病去世的我会骨干会员徐胜彬先生,是乐平一位资深的老“笔杆子”,当年在县委秘书组从事文字工作,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之类文章。其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在对乐平近现代人物诗词评介、红色文化宣传、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写下多篇文稿。现刊发其生前投稿的一篇《难忘的一次采访》,以示对其写作生涯的“难忘”与追思。
难忘的一次采访
一、缘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初期,世界格局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许多国家都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睁着好奇的目光瞪着中国。就在这时,国民党台湾当局驻金门马祖前线司令员汪起敬,悄然失踪了。原本三天两头在台湾的报纸、广播、电视里露面的汪起敬,杳无音讯了。我们的内线,也断了汪起敬的音讯。难道台湾发生了什么变故?难道台湾军界起了內讧,使汪起敬失势了?各种疑问接踵而来。对台工作的机要人员都知道,我们派往金门马祖的特工人员,是解放军的一位营长,姓刘,外号刘大麻子。这位刘营长在金门开了一家绸缎店,专营正宗的苏杭绸缎,生意红红火火。因为他为人潇洒大方,常接济贫苦的民众;更因为他喜好交朋结友,在金门马祖人缘极好。可是,之前两个月,刘营长奉命调回了大陆。了解汪起敬的下落,事关重大,必须从多种渠道进行。其中一条渠道就是通过亲友与汪起敬在台的亲友打听出确凿消息。
汪起敬是江西乐平双田公社(时名)店上村人。上级了解到,有个乐平流芳村人刘子清,也是国民党军中将,1949年去台,现移居加拿大。抗战时期,刘子清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而以共产党员身份进驻第三厅的石凌鹤,与刘子清既是同事,又是同乡,都是从事以戏剧为主的文化宣传工作,共同宣传抗日,两人过从甚密。因此,上级研究决定:由乐平县对台办和上饶地区对台办,组织人员赴上海,找到石凌鹤,请他写信与刘子清联系,托刘老先生写信给其在台湾的亲友,打听汪起敬先生的下落。
很快乐平县委便点名对台办主任黄绍明、对台办工作人员江祖安,并抽调在县委秘书组工作的我共三人,会同上饶对台办的汪同志(忘了姓名),立即启程赴上海,去探访石凌鹤。
1981年8月30日,我们一行三人从乐平登上火车,电话约定汪同志在上饶登上同一列火车,很快会合在一起了。那时候,上级给我们办了特别通行证,乘车极为方便,开具的介绍信是省里的,便于到上海联系工作,可见上级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二、风雨交加上海路
从乐平出发的时候,天上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已是立秋后的季节,但仍然热得比三伏天还要热。更要命的是闷,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气象台预报说最近有台风,也许闷热便是台风的前兆。县委办公室主任俞英祥再三叮嘱我们要多带点衣服去,“这么热的天还多带衣服?”我们口里“嗯、嗯” 着,心里却不以为然。
县委为什么点名抽调我去上海呢?因为自六十年代初,我在双田地区工作,业余时喜欢舞文弄墨。县对台办便把我和在接渡公社工作的周德坤,发展成了福建前线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宣传栏目通讯员。我是专门负责写关于汪起敬的稿件的。如替汪起敬的第一夫人和汪起敬留在店上村的儿子汪镇蜀写信给汪起敬,信中常常谈些家庭的变化,故乡的进步,每篇文章都动情地表达思念之意,以亲情打动汪起敬。每逢节日,或遇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便写对台广播的稿件,对汪起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记得汪起敬夫人说过,汪起敬喜欢吃长生果,便让汪镇蜀在新屋前栽了两棵长生果树,我便写稿,题为《长生果下想亲人》。店上村拆了旧祠堂,在原址上建起了新祠堂,因为汪起敬早年在祠堂里主持解决过店上村与上河村械斗纠纷,在汪起敬生日那天汪镇蜀一家邀聚亲友,在祠堂大摆酒席,庆贺汪起敬生日,我便写稿《祠堂祝寿念亲人》。据说我的一些稿件在电台播出后,汪起敬听了,偷偷流泪,说明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我也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火车经过上饶,使我想起上次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稿,我在火车上突然发生胃大出血,黄绍明等几个人,把我送进了上饶人民医院抢救,后来又用专车把我送回了乐平。领导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做好对台工作,真是不惜一切代价,绞尽脑汁,用尽心血。
车过杭州,天上便雷声隆隆,忽闪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车进上海市郊区,则见很多房子被刮倒,不少电线杆子被刮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景象,可以想象几小时前,上海经历了一场多么猛烈的台风侵袭。到了市区,我们坐出租车到上海市对台办办理手续,由其安排住宿(那时候旅馆稀少,找个住宿很不容易,现在的年青人是难以相信的)。我们便冒雨住进了静安宾馆。我们知道石凌鹤家住徐家汇区,可是徐家汇旅店人满为患,只得在邻近的静安宾馆住下。
风越刮越大,雨象塌了天似地倒下来,上海街道上一片雨雾濛濛。古人用瓢泼大雨来形容雨大,看来不够确切。整个大地浑浑沉沉,铺天盖地尽是雨水,街道成了河流,高楼上到处挂起了瀑布,“疑是银河落九天”, 气势何等壮观。
江祖安感慨地说:“这就象征着台湾海峡的形势啊!”
黄绍明忧虑地说:“看来这预兆着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有一定的难度啊……”!
吃过晚饭,大家都感到冷,一边添加衣服,一边说,还是俞主任有经验。大家都期盼着明天有一个好天气,让我们顺利地开展工作,一帆风顺地完成任务。
三、石凌鹤的惦乡情
九月一日八点半钟,我们按预约来到了上海徐家汇一幢十多层高的石凌鹤先生的住处。电梯送我们到了六楼。一按电铃,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穿长袖花衬衫的老妇人。看见那潇洒、端庄的神态,我们猜定这是石老的夫人。
“请问,这是石凌鹤先生的家么?”
“你们是——”
“我们是江西乐平来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啊——!好,好,请进。”那老妇人脸上的神色由庄严变得笑逐颜开。扭头朝屋内叫道:“老石,快起来,你的老乡来了。”回头又对我们亲切地说:“你们来得真好啊!老石这两天身体不适,无药可医,根据历次经验,只要是乐平来人了,他的病就会好起来的。”这句话使我们深深感动。我们虽然早就知道石老时刻眷恋着故乡,眷恋着故乡亲人,然而惦乡到这种程度,又通过一个与之朝夕相处的人口中说出,那情景就更感人肺腑。
互致寒暄后,我们知道了石老夫人徐大妺,年龄、党龄都比石老大一岁。他们当年一同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相亲相爱。后来天各一方,直到石老的前妻高履平临终时,托付徐大妹一定要照护好石老,要他们共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
石老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厅堂。他身材魁伟高大,方型的脸上透着和善、诚挚的笑容,一双圆大的眼睛,烱烱有神。由于患半身不遂症,一只手和脚始终颤抖着。
我们赶快扶他落座。然后把请他写信给刘子清先生的来意说了。石老面有难色,沉入了回忆中。他说:“最近,我总惦念乐平,想念乐平人,其中也包括子清。天从人愿,老天就把你们送来了……”。我们身系重任,急于知道他答不答应写信,很希望他一锤定音。性急的我真想单刀直入地问他一句“行” 还是“不行”。 不承想此时此刻石老魂系乐平。他说:“今天不谈公事,只谈乐平,我有好多话要问你们。”
停了一会儿,他说开了,“乐平赣剧团现在恢复了没有?” 石老侃侃而谈起来.“文化大革命”中, 赣剧被当作封资修来批, 很多为赣剧繁荣呕心沥血的演员被揪斗, 下放劳动。石老如数家珍地把乐平赣剧团的老演员一个个评价一遍, 谁有什么特艺, 谁的表演艺术承上启下,创造性发展了, 谁的老毛病总是改不了, 谁有希望成为全国第一流的演员, 等等。直到从我们这里知道了这些老演员现在的去向和生活情况后, 他才叹惜地说:” 我真希望赣剧的发源地之一的乐平, 会重新使赣剧发扬光大, 会培养出一批全国一流的演员。” 石老对赣剧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他的许多蜚声全国的优秀剧本, 都是用赣剧曲调写成的。 但他也有隐痛和难言之苦,全国改编的《西厢记》有十多种本子, 公认改编得最好的只有三本。文坛泰斗茅盾评论说, 无论从体会作者原意, 意境深远, 词曲优美, 格律工整,《石西厢》(石凌鹤改编),都是最好的。可惜的是《石西厢》是用赣剧来表演的, 赣剧没有一流的演员把《石西厢》的意境、韵味表演出来。 当年, 石老曾寄希望于乐平赣剧团, 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拳拳之心仍在执着地跳荡。
接着,石老谈起清朝末年乐平发生的混天起义。他说:“这场起义震撼了清朝廷,是推翻满清的前奏曲,是乐平人民对祖国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他感到有责任表现乐平人民,把这场可歌可泣的历史搬上舞台。多年来,他克服重重困难,收集了丰富的素材,构思好了剧本,只是苦于手抖得厉害,加之疾病缠身,不能写字,才夙愿未酬。他要求我们向县领导汇报,能不能物色一个人到他那里作记录,由他口述,共同完成这个剧本(可惜这件事因故未能如其愿,只能遗憾终天)。
“老石,你一直叫身体不适,乐平来人了,你就口若悬河,该歇一歇了。徐老出于爱护,不顾我们在场,插进来说。同时,拿来了温开水和药,服侍石老吃下。
“不碍事,不碍事,谈起来就有精神,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嘛!”
我们四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知趣地提出明天再来。
“你们坐, 你们坐……” ,石老又滔滔不绝地提出了一连串的新问题,田地承包到户没有?公共事业怎么办?水利建设怎么办?五保户怎么办?等等。一下子提了十多个问题,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石老高兴得满脸皱纹像盛开的一朵朵菊花。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石老虽然谈兴很浓,毕竟年事已高,脸有倦色。徐老焦急地在门边出现了两三次,我们便起身告辞。石老夫妇再三留我们在他们家用饭,我们怎忍心再消耗他的精力,坚辞不受。他便约定我们第二天上午再去。问准我们下榻的地址后,他让徐老当即打电话,告诉在上海京剧团工作的儿子慰苍,买好四张前排的戏票,一定要亲自送到静安宾馆,亲手交给我们。
四、一首诗的诞生
回到宾馆,我们担心完不成任务的心悬了起来,便一起商量对策。可是议论来议论去,都没有良策。下午谁也没心情去逛街。
第二天上午,我们准时来到了石老家。石老在书房兼会客室接待我们。当我们把带去的两瓶乐平谷酒和两斤历居山茶叶送给石老时,石老说:“你们千里迢迢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茶叶、酒都不是乐平特产。茶叶比不上婺源,酒比得过茅台?这些东西,在上海都买得到。也不愁买不起。说心里话,有一样东西我想了多年了,都没有尝到。”
“你要什么?我们一定照办!”
“我要一小瓶黄豆豉酱,乐平农村家家都自制的那一种,实在想吃。在上海给多少钱都买不到那种味道的酱啊!” 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答应下次一定带来。同时,深深地为石老念乡之情感动。
我们又提起给刘子清先生写信的事。石老说:“我和子清几十年都没有通信了,我连他在加拿大的地址都没有啊!”石老说完,默默不语。我们的心掉入了冰窟窿,看来完成写信的任务,难度很大。
“不要紧,你们放心,你们的任务一定有办法完成的。”石老顿了一下说, “我昨晚想了想,我写首诗寄到香港去发表,刘子清在加拿大一定看得到的,一定会回信的。”
于是,他颤抖着站起来,走到房子中央的桌子前。桌上早已铺好了纸,放好了毛笔和砚台。石老成竹在胸,昨晚一定辗转了一夜吧!
颤抖的手,颤抖的笔,艰难地在纸上移动,终于一首诗写成了:
寄刘君子清
云横海峡夜苍茫,白发伤情惦故乡。
绿到翥山山载秀,花飞洎水水流芳。
昔年国破挥长剑,来日楼高庆玉觞。
每忆渝州离别泪,又将消息寄刘郎。
当石老写到“春到翥山山载秀,花飞洎水水流芳” 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拍案高呼:“妙!妙哉!”。我们知道刘子清是流芳人,一语双关,内含多少情意。我们赞叹这样一位病魔缠身的老人,文思何其敏捷。然而石老眉毛一皱,略一思考,把“春” 字改为了“绿” 字。老黄问:“为什么?”石老说,山绿就是春来了,这里要用仄声字,所以改。
得到这首诗,我们如获至宝。我们完全相信经历了革命斗争考验、具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石老,想出的办法一定是可行的,一定会成功的。
五、 石凌鹤与刘子清
这首《寄刘君子清》的诗发出后,我们有幸当面向石老请教这首诗,这就把石老对刘子清澎湃的感情激流打开了。石老谈起了他与刘子清交往的情景:
他们两人本不认识,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们走进了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而且同属戏剧组同事。他乡遇同乡,感到格外亲热。当谈话得知刘子清的国文老师石国堡,就是石凌鹤的叔父,两人感情更深了一层,话更投机了。工余时间,两人常常一起,或谈抗战,或论时局、论诗文,或谈戏剧、论创作,感情十分融洽,都感到相见恨晚。
刘子清知道石凌鹤是共产党员,颇有名气的左翼作家。而第三厅中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分子严密监视着国共人员交往,可他们两人毫不惧怕,仍然“过从甚密”。1941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恩来、郭沫若先后离开了政治部,石凌鹤根据组织安排要去云南昆明。临动身的前一天,刘子清设家宴为石凌鹤送行。席间二人泪眼相看,无言地默默饮酒,一杯、一杯、又一杯,石凌鹤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场面,拿出一本笔记本,要刘子清题诗一首以为纪念。一贯以才思敏捷著称的刘子清,脑子里空空如也,只好借古人的诗句写上:“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这就是石凌鹤诗中“ 每忆渝州离别泪”,“来日楼高庆玉觞”所描写的情景。
这首诗寄到香港,香港二十多家报刊抢着放在显著地位刊登了出来。身在加拿大的刘子清先生不久便看到了这首情深意厚、感人肺腑的诗,立即通过香港报社转了回信来。刘子清先生还写了一首《忆友人》的诗,算是回馈:
云天翘首数十载,雁自往还信杳然。
缄默非因无纸笔,当前形势不容言。
正如石老讲的,象刘子清等一批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在“三通”都不允许的形势下,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加之刘子清为人正直,在台湾自然站不住脚,只得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著书立说。
石老的这首诗,《中国新闻》上发表了,1987年出版的《乐平县志·文存》中收入了,刘子清在他所著《清园诗稿全集》中,也将这首诗作为唯一的附录收入,以为纪念。
不久,传来信息,通过这条线索,汪起敬的下落明白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事过这么多年,这次采访石老的经历,还深深地记在我们脑海里,是令我毕生难忘的一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