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像一介书生，而是身高一·八米，体重九十五公斤的彪形大汉，一天砍一百根茅竹、一担挑二三百斤、一餐吃十大碗饭的赳赳武夫。

我三岁丧父，五岁讨饭，童年饥饿疾病缠身，躯体瘦小孱弱。七岁开始读书，小学中学无不是以母亲做“伙佬”和哥哥挖煤打长工换取的。1949年乐平解放读高三，县委书记来校挑选小知识分子干部，看我家境贫寒，学业优秀，还常在报刊上发点小文，于是选拔进县委机关，参加土改，担任了《乐平土改简报》编辑。之后当过两年地市报记者和地委报道组长，1956年任地委秘书。

不料一年后，春风得意却突然落马，一夜之间由“天之骄子”蜕变成人民的“敌人”。我不服，我不屈，我哭着向看到我长大的地委书记喊冤，他此时也已无能为力：“谁叫你犟，撕掉大字报对抗运动呢？上山去吧，以后我们帮你摘帽子。”

  于是我身带伤痕，面留泪痕，挑着衣被书箱，走进了大森林，在那里整整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从人生之巅坠入人生谷底，仰头望夜空，夜空闪烁着两颗闪亮的星。那是母亲和书记的眼睛。他们告诉我：莫消极，还年轻。即使母亲错打了儿子，儿子也莫怨母亲。

我忍辱负重，不懈怠，不沉沦。我用血汗洗刷娇骄惰性，我成了大山中吃的最多、力气最大、创造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奇人。

  白天超级劳动，晚上挑灯读书。读毛选，读马列，读鲁迅，并从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中挤出十元钱来，买《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日》……

  1963年前后，有一段允许发表我的作品的短暂时期。我清理两尺多高的劳动笔记，山区劳动者群像齐涌笔端。《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十里茶山时雨来》、《训子》。《大公报》连载我十几篇山区人物特写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我的《爱花出嫁》，《中国青年报》登载了《纸》和《锻炼篇》……江西人民出版社派编审汤匡时进山，为我编辑了结集，后虽因政审原因作罢，但我结婚的全部费用，是菩萨心肠的老汤从预支的一百元稿酬中解决的。1979年3月12日，我的错案彻底改正。回首平生，青春早逝，半百将至，岁月无多，我必须用一倍时间去完成几倍的事情。下山后，受命恢复地报，住进招待所。白天忙于基建、编务，晚上关起门来，厚积薄发，独奏出一曲曲悠扬的笛音。我成了《南昌晚报》专写山区生活的专栏作家，一草一木都是文字，一人一事皆成文章。晚报连载六七十篇“深山短笛”而不可收，《人民日报》、《江西日报》、《星火》、《百花洲》也连发我不少山区散文。《火红的晚霞》获《桂林文艺》散文一等奖，成立三十五周年时又获省人民政府的奖励。凡获省府大奖的人都可单独或合辑一本《谷雨丛书》，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深山短笛》，遂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省辖鹰潭市成立，我调任市委副秘书长，一年后创办鹰潭报任总编至今。我当选为江西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参加中国作协，成了主任记者兼作家。这也算是对蜗居深山多年的补偿吧，我得以通过记协、作协、散文诗学会和市委四条渠道在祖国各地遨游，到一处写一处，山山有脚印，水水有文章。我的伊敏河组诗收入了柯蓝编的《永恒的燃烧》，三峡一组散文收入了光未然、冯牧等编著的《长江魂》 ，《散文》发的《庐山雾三章》和在《人民日报》、《星火》上发的《棕榈》、《水库的胸怀》，分别被选进江西新时代十年文学作品选和作家出版社的十年散文诗选，散文《清廉大佛》在《人民日报》刊出后被《新华文摘》转载，评为江西省成立四十年优秀文学作品。人民日报出版社将我上述作品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清廉大佛》。

今年是我的创作高峰期。像白水河的水流到黄果树作辉煌的一跳那样，我也显示出这样的辉煌：连战三个通宵，写出了千人落泪万人传诵的长篇通讯《人民的好儿子熊云清》，接着又深入发掘，连战十五个晚上写成了八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正气歌》，交百花洲出版社发行。此外，今年我还有三本书——《江洗之路》、《龙虎山三绝》、《张果喜的龙年》出版，近五十万字。

出任总编辑之后，除了以全国地市报最少的人力办出了一张较好的市报之外，我还利用别人看电影搓麻将时间辛勤笔耕，发稿百万余字，获得省级以上新闻、文学奖三十一次。

今年1-6月，就拿了全省和华东九报三个新闻、文学一等奖。我两次被评为全省新闻优秀工作者，今年又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殊荣。

（该《传略》由程关森自撰于1991年，为《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文学卷）》所入选。此书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1992年9月出版，“程关森传略”刊在第500页。据其书“跋”中记述，入卷者必须经多方推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具备正高职称；2、出书100万字以上；3、在所在领域有广泛影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