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马文化专委会会长赵冬梅在专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会长、詹院士、高主任、朱市长以及各位嘉宾、乐平乡友: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感谢王会长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刚刚王杰会长和彭季会长已经谈到了我来当洪马文化专委会会长的事情,关于我本人和这个专委会的关系,我也想和大家做个说明。这个关系里面可能是会有很偶然的因素,洪马文化专委会一直在前前后后操持的、做了很多工作的。其实是在座的众位乐平乡友,特别是以乐平同乡会的会长彭季女士为首的乡友一直在努力地推动。首先是你们在北京的乐平乡友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做这样一件事情,把洪马的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也联络乐平乡友的乡谊,把在外地的特别是在北京来自乐平的优质资源、又能和乐平家乡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是你们在京乐平人的一个心愿。
我不是乐平人,是河北人,我们老家也没有出过皇帝,我姓赵,应该和赵宋宗室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和诸位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宦游人。我们都是因为读书、后来又因为工作离开了家乡,因为追求个人发展离开了家乡,所以我们长期是在外地工作。但当十七八岁离开家乡,到今天二三十年过去,我们对家乡的情感越来越浓厚,我们关怀家乡,希望家乡越来越好,也希望自己家乡的文化和名声是一同向好,而且能够更多的为外界所知道。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在座的诸位乐平乡友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和彭季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是非常能干又有热情的人,还有浓厚乐平人的情结,有报效家乡的情结,这其实也是中国士大夫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她有这种情怀同时又有热情,并且有能力来推动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情怀但个人时间和能力都有限,做成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因此我们都要感谢彭季(副)会长。
接下来最要感谢的是王杰会长,洪马文化这样一个专委会要设在哪里?我想洪马文化和中国实学研究会之间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缘分才可以联系在一起。王会长刚刚在他的讲话中也提到2016年他当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的时候,就表达过自已是不会考虑下设二级分会的想法。但现在却打破原来的想法,我想首先因为“洪马”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另外是因为詹院士以及彭季等在京乐平乡友的积极沟通和推动。然后我是在彭季申请、王会长同意设立这个专委会的时候我出现了,可以说这是非常巧合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我与王会长是在“平”语近人的会场上认识的,当时我们合作愉快。蒙王会长赏识让我来做这个会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本人是学宋史,我和曹家齐教授都是学宋史的学者,而马端临和洪氏父子在我们的眼中,首先是宋朝人,是宋朝非常重要的人,是宋朝士大夫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具有标杆性意义的人物。而洪马是乐平人,我作为学术人是很晚才注意到这一点,以前有可能看到马端临是乐平人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并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认知,只有这次,当王会长和彭季找到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马端临和洪氏父子除了是宋朝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外,还是乐平人,是乐平精神很重要的来源,这个时候宋朝就和乐平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和现实现在的乐平、乐平乡友结合在一起了。记得王会长联系我的时候,当时我还在高铁上。接下来我和彭季会长见面了,我真得很被她感动了,因为她做的是我有心但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和詹院士见面,我又被詹院士殷殷乡情所感动了,当时就对乐平中学今年高考成绩有所了解,今天再听曹校长讲乐中的时候我依然心潮澎湃。大家看乐中除了今天在座的杰出校友之外,还有刚才曹校长所展示的没有来到现场的还有很多,这个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曹校长讲到的不仅要面子还要里子,这些都加深了我对乐平人的认识,让我非常受感动。因为这个感动之下有感于诸位做的也是我想为家乡做但没有能力去做的,于是我就答应王会长、詹院士还有彭季来做这个会长,看起来这真是很偶然。总而言之,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庆祝洪马文化专委会的成立,有很偶然的一面,但也是有很必然的一方面,这个必然其实是来自于洪马。当彭季找到我的时候,首先是被她的精神情怀所感动,另外也是因为我和马端临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研究宋史,特别是研究宋代制度的人一定都是会用到一本书,那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我本人正是研究宋代制度的,所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于我是很重要的一本史料书,是成就我学问的基石。最初做制度研究,十几年后又转向做制度文化的研究,在制度文化研究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马端临的魅力和见识。记得马端临有一句话是我常常在讲课的时候会引用到的,“相因和不相因”,“因”在这里是继承性的意思。马端临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就是说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故事,一个朝代兴亡有一个朝代兴亡的故事,人物不同,故事情节也不同,尽管大致看上去会有相似的,但是还是会不同。唐朝有唐朝的开国故事,唐朝有唐朝的兴衰故事,宋朝有宋朝的开国规模,宋朝有宋朝后来政治走向不同的故事,这个叫“理乱兴衰不相因“。但在”理乱兴衰不相因“之后,马端临又说过一句话,“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典章经制是什么?典章经制首先指的是制度,是那些成文的制度,比如说最相因的一个大的制度其实是皇帝制度,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这是具有笼罩性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是最大的一个典章制度相因。另外还有就是在两朝换代的时候,后起的那个朝代是要延用前面朝代的制度,所以在历史研究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词语叫汉承秦制,汉是继承秦朝的,宋承唐制,宋朝的制度是继承唐朝的,而唐朝是继承隋朝的,也就是典章经制是具有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到了现代社会,中国进入共和国之后表面上好像是不相因的,我们好像以为古代的制度被放进了博物馆里,但事实上我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如果把帝制国家也当作一种国家形态,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国家形态所追求和我们现代共和国的国家追求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那就是追求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帝制时期的制度和我们今天国家治理的制度其实也有相因之处。我后来写过一本书叫着《法度与人心》,写典章经制的相因之处,我希望能够透过对于帝制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的研究、介绍和总结,能够给今天现代国家的治理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
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当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期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于我的意义又发生了重大提升。在此之前,他是我的史料,是我用来取得学位用来取得职称很重要基石,但在此之后,我和他之间有个精神向导,他研究的是截止到宋朝为止的时相因的典章经制,我研究其实是整个帝制时期时相因的典章经制。而且就政治文化来讲,过去和现在其实依然有相因之处,就是马端临于我本人是有着这样一个非常紧密的精神血缘上连接,这也是成立洪马文化专委会我答应来当会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马端临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角度来讲,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本大书我们是应该去读的。刚刚关于乐平的宣传片中有一本《文献通考》的画面,其实这“一本书”可又不仅仅只是一本书。
中国典章制度的通史第一部是唐代杜佑的《通典》,第二部就是马端临《文献通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自中国有国家制度以来截止到宋朝的制度通史。其中治国理政的元素都来自属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绝不只是一本书的容量,它是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整理、研究提炼和提升的。在这里我回应王会长的要求,我们会组织开展理论研究,未来我想对于马端临本人和《文献通考》的深挖与研究,我们是可以做大量工作的。
除此之外还有四洪,洪皓和他的三个儿子,洪适、洪遵、洪迈,就洪迈一个人所著的《容斋随笔》,就是洪氏父子留下来的丰富精神财富,这正是“父子以文章为一代礼乐诗书宗主,中兴人物之首也”的真实写照。我们今天说“洪公气节,马氏文章”,洪氏不仅只有气节,还有文章。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乐平文献进行了解,哪怕只是对宋朝的乐平文献一些进行调查工作。但就在这个调查还没有进行展开之前,我们仅看“洪马”就已是多么丰厚的财富啊!洪氏父子所著所涉及金石学、钱币学,当时的社会学、史学,制度之学等等,真的是方方面面。所以说“洪马文化”真得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一个重要的史料宝库,是我们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库,更是一个精神的来源。
今天成立洪马文化专委会,我希望不辜负实学会、不辜负各位的期待,利用这个平台,从乐平人乡友的角度,我们要更深层次地去读“洪马”。除了都熟知的故事以外,我想还是要更深一点去读去了解洪和马以及其他乐平先贤留下来的书籍和乐平多元化文化。另外还有曹家齐教授刚在“宋代饶州地理与乐平人文”报告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乐平现在是属于景德镇下辖的乐平,但在历史上曾是饶州的乐平,也还是更大的江东或江西范畴的乐平,以及是某一时代的乐平,是中国的乐平,也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乐平。让我们从乐平出发,就像洪皓、马端临是从乐平出发走向了宋朝的全国一样,今天各位乡友也是从乐平出发走向中国的各个地方,走向了世界各地。
对于洪皓、马端临的关注,也从乐平出发,要有一个更广大的关怀,唯有在这个更广大的关怀之下才能够继续维护和开创他们的精神,提升他的学术品味。同时要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做学术,还包括传播推广、转化。我们要读洪马这一本书,但这本书很大,需要要用一生来读。就这个洪马的意义、宋朝人的意义来讲,我和曹教授作为研究宋史的学者出现在这里,其实也是相当必然的。
最后,我用民国时期,听说也是一直传唱到了今天乐平中学的校歌来结束今天我的讲话:“马公著作洪公节,千载犹为梓里光,先贤轨范,后学津梁,读书爱国两不相忘,但愿吾侪共发扬”。
谢谢大家!
2023年8月6日 (转载自《洪马文化》网)
赵冬梅简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中国实学研究会洪马文化专委会会长。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